师说 | 工匠译者,还原人类学视角中深圳的四十载风雨故事
2020年11月19日,王立弟教授接受校刊《神仙湖畔》学生记者采访,与大家分享了他的最新译作《向深圳学习》的翻译心得,以及他对翻译学科学生培养理念的解读。
王立弟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翻译课程主任。
王立弟教授是中国翻译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王教授是第二届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翻译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翻译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会理事和法律委员会委员、深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王教授曾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英国巴斯大学客座教授等。此外,他还担任联合国与大学合作计划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成员代表。他曾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等地担任翻译和译审工作,曾长期为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奥组委和中国政府部委担任口笔译工作。
学生记者张佳奕、马笑元采访王立弟教授
Learning From Shenzhen (《向深圳学习》) 由马立安、乔纳森·巴赫等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的多位学者联合撰写,分别从社会经济改革试验、城市规划建设、现代城市文明塑造、乡村城市化进程、社会人文变迁、文化艺术发展、公共医疗体系建设、航空交通运输等城市发展的关键领域进行调研写作,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经验和成果的西方学术性调查报告。这本书最初在2017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王立弟教授翻译的中译本,命名为《向深圳学习》。
在王教授看来,正是得益于三位作者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以及独特的叙事角度,读者得以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到鹏城的腾飞史。作者深入城市神经末梢采集第一手调研素材,从微观层面出发,对深圳多个领域的发展脉络提出了有别于宏观叙事的解读,作为对主流声音的补充,既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远见卓识和执行魄力,也看到了其落地实施过程中所触及的时代难题;既强调了特区领导寻求突破的大胆创新,也指出了探索及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局限。
不同于较为宏大的叙述方式,《向深圳学习》一书过半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人们的活动展开并以平民化的视角讲述的,王教授指出,这与前者形成了非常有益的互补,十分可贵。以城中村为例,目前多数人仍将其与“破败”与“简陋”联系起来。但在城市建设初期,在各项设施建设还不完备的条件下,深圳城中村一方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落脚点,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深圳的发展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选择空间,为个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深圳的故事,不单单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更是一个城市与城市居民产生互动,并互相促进发展的故事。
Learning From Shenzhen原书旨在将深圳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模式介绍给西方读者。书名“Learning From Shenzhen (向深圳学习)”便与1972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出版的Learning From Las Vegas(《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形成了巧妙的互文,拉近了读者与这段历史的距离。位于美国西部的拉斯维加斯是一座建于沙漠中的繁华城市,其发展轨迹与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多数西方读者熟知“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重视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而同时期,中国也在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王立弟教授指出,当时所提倡的“解放思想”、“放开”、“搞活”等亦与国际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相吻合。该书作者便是将深圳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观察的,并且以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叙述方式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和政策研究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剖析了深圳的改革创新,记录了深圳的发展。
那么,如何将这本书的精彩内容用中文讲述给国内的读者呢?王立弟教授强调,首先应将书中提到的概念准确定位到对应的历史语境下,进行“contextualize”;其次,更应注重语言运用方面,将其以大众熟知的,有特定时代背景的方式来表述,这也便是“re-contextualize”。例如,面对书中的“3+C pattern”时,便要求译者可以准确与改革开放初期创立的“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贸易形式进行对应。
由于该书是一部由多位学者合著的文集,因此,书中各部分的语言表述风格也不尽相同。例如,为本书作序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更像是一位长者,他倾向于用散文式的表达向读者娓娓道来深圳的故事;而本书的作者之一马立安,她本人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所以记叙方式则会十分翔实、细致。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还原不同的语言风格。
翻译本书时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对相关细节的掌控。马立安常在文章中提到一些小村镇的名字,但随着时代变迁,有的村镇可能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有时还会遇到部分村落无从查起,相关村志亦没有记录的情况,译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广泛地搜集信息,查阅资料,从而做到最大限度地呈现文章原貌。同样具有挑战性的还有人名翻译: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书中大量引用了诸多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便要求译者在翻译学者姓名前进行严谨的核实与考证工作,以提高文章的准确性与可读性。
作为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翻译课程主任,王立弟教授在谈及对翻译专业同学的期许时表示,他一直以专业标准来要求学生,培养大家的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与专业素养。不同于其他knowledge-based(知识型)的学科,“语言学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王教授希望大家一定要在英语学习上肯下苦功夫,不断磨练自身专业素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focus(专注)”,努力把专业“学精”,“学透”。王教授同时还提到了“professional pride”(专业自豪感),即时刻以专业的水准要求自己,培养专业自豪。作为一名专业译者,“这个东西我做不好,我会跟自己较劲,而不是跟别人较劲”,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对社会的价值,王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急需(“badly needed”)此类专业外语人才。
目前,社会上不乏有人工智能取代译者的声音,但是,就像王教授所言,“我们一直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语言教学、翻译教学、双语教学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对学生进行“全人教育”的机会。翻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通过学习翻译,学生们不仅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而且还可以提升自己接触外面世界的能力,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文化使者,成为全球文化沟通的桥梁。机器翻译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说到更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以《向深圳学习》一书为例,它就如同一座沟通中西方学界认识深圳发展模式的桥梁,其翻译工作必须由专业译者完成。
90年代,王立弟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期间,就曾经来过深圳,当时的深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但二十年后再回到深圳,已不可同日而语。位于龙岗区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忆起建校初期在启动区的日子,王教授感叹,“短短六年,可以眼见学校发展的速度”。
“我总跟别人讲,你到了别的城市,到了别的大学,你看的是它的历史,看的是它过去的辉煌”,但当谈到深圳时,谈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时,“你看的是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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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出品
转载自校刊《神仙湖畔》
编审:
北海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采访:
张佳奕 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逸夫书院
马笑元 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祥波书院
排版:
吕昕冉 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祥波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