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同NGO的工作风格迥异,在NGO行业'供应链'上的角色各不相同,有些擅长传播,有些擅长推动解决方案,需要整个行业的配合才能推动更多人有效的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


野生救援(Wild Aid)


       4月14日下午,全球研究项目党和苹老师的《国际组织》、《国际环境治理》课程开展了“环保NGO在行动”(Environmental NGOs and Environmental Advocacy)的线上专题讨论会,特邀嘉宾—负责协调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项目的罗媛楠女士通过视频分享了“地球卫士”们的生动实践。


       海洋、淡水、气候与能源、森林、野生动物、可持续食品是WWF在中国的六大工作领域,“我们相信许多的改变是由市场、绿色金融、环境治理这三大因素所驱动的。” 罗媛楠说,近四十年来,WWF与当地政府在保护大熊猫的合作上,不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它的角色也从保护资金和技术的提供者拓展深化为政府、保护区、社区、企业的全面合作者。”

       NGOs各有所长,如果把NGOs看成是生产链或价值链,大家其实处在价值链的不同位置,有的致力于前端—提高意识,有的注重后端—问题解决。“野生救援(Wild Aid)擅长传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就是他们最有名的口号之一。而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则为科学家提供平台。”罗媛楠说。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基于研究数据评估动植物的濒危等级,也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由于近些年对中国大熊猫的保护,IUCN在两年前决定将大熊猫的评级从濒危(endanger)下调到易危(vulnerable)。“企业的供应商A和供应商B可能都存在污染环境的情况,应该如何选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则致力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绿色供应链,他们通过公开数据收集、信息公开申请等,整合、分析并公开数据。“公司,尤其是沃尔玛、惠普、苹果等跨国公司,他们可以基于这些信息来选择供应商。这些信息还可以起到监督作用,并推动执法。”

IPE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着多重考验。与纽约湾或加利福尼亚湾等世界上其他湾区相比,人均GDP仍远远落后,需要着眼于经济驱动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土地性质的变更和大量建设,威胁到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立足于深圳,WWF的粤港澳大湾区项目致力于公共意识提升和政策倡导,包括企业碳减排、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和中华白海豚保护三个方面。

       随后,同学们就四个典型案例,讨论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难题及其中NGO的作用。

       1) Tanzania Stiegler’s Gorge hydropower dam in the Selous Game Reserve;

       2)Indonesia Batang Toru hydropower project;

       3) Kenya LAPSSET Lamu Port project;

       4)深圳湾游轮疏浚工程。

       罗媛楠女士高度评价了同学们的报告水平,对每个报告都做出了精心点评,并邀请同学们参与WWF之后的视频制作和配音工作。

       问答环节,WWF深圳办公室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北京总部还瑞士总部?面对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不同的标准、侧重或态度,如何在大湾区项目里实施“一个政策”?讨论会上,罗媛楠女士对李翠琳同学和党和苹老师抛出的话题做出详实的回应。


 


注:文中插图取材于罗媛楠女士的视频内容

文案 | 沈亭亭(全球研究项目研究生)

排版 | 刘芷萱(2018级理工学院,思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