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人同灵魂相交时，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单纯。”奥斯卡·王尔德在《自深深处》中的这句话，恰是朱纯深教授翻译哲学的最佳注解——以赤子之心，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四十余载，他深耕于翻译与教学的一片田地，既是探索者，也是同路人。本期“HSS师说”，让我们一同走进朱纯深教授的世界，聆听他对翻译艺术的执着、对教学的热忱，以及对人生的体悟。

教授简介

朱纯深教授自1982年起开始教授翻译，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1982-87）、新加坡国立大学（1993-98）、香港城市大学（1998-2017）任教，201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翻译学教授，兼任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中心荣誉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兼职教授，以及《中国翻译》、The Journal of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编委和The Translator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自1986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在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META, Target, Multilingua, TTR, Journal of Pragmatics, ITT和《中国翻译》等期刊上发表中英文翻译研究及其他课题的研究成果，曾三次获得宋淇翻译研究纪念奖（2000年、2001年及2006年）。近期译著包括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再版）和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的《浮生琐记》，研究著作有Fathoming Translation as Discursive Experience: Theo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和合著合编的Of Mind and Machine: Textu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lation and for Translator Training。

学术溯源：从自学少年到翻译学者

问：您如何与翻译学结缘？

朱教授：说来我的求学经历确实有些特别。初中二年级时中断学业，但得益于家学渊源——家父英文造诣颇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我开启了自学之路。我的学习方法很笨拙却很有效：把英文课文先翻译成中文，搁置几天后再回译成英文，与课文对照找出差异，再推敲修改。学完中学和大学教材之后便试着开始看《北京周报》和英文月刊Chinese Literature，以及一些能够找到的英文小说，同时着手练习中英文学翻译。因此，我后来还到上山下乡时当地一所中学教了几年英文。

1977年恢复高考，我英语侥幸考了全省第一，进入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因为当时急需外语人才，本科一年半后获批报考本系硕士课程，录取之后有幸师从国内翻译学界泰斗许崇信教授，正式走上翻译研究与教学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缘分实在是时代际遇与个人努力的共同结果：若没有那段闭门冒险自学的岁月，没有农民乡亲提供的住宿方便和接济的照明柴油，没有恩师的悉心指点，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我。
 

问：翻译《自深深处》《浮生琐记》等作品时，有何独特感悟？

朱教授：博士阶段，在导师的指引下我有幸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理论，包括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1925-2018）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体系对我影响深远。在香港教书时，韩礼德教授到城大担任客座教授，我有幸得到他的教诲和感召。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翻译，让我明白翻译不是表面的语言转换，而是切切实实的深层文化对话，让我更有意识地秉持“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从文本细节窥见人性是如何在语言中跨时空地纠缠的。比如我在翻译王尔德《自深深处》时特别留意书名“De Profundis”的文化内涵，最终以 “自深深处”这一自创词语，借叠字搭建原文《圣经》诗篇的互文指涉与中文话语意境的诗意连接。

翻译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自深深处》从1997年翻译、2000年初版到2025年之间多次再版重印，其间不乏细微处的修订。能不故步自封而保持清醒，就要求始终以一种童心童眼的新鲜感、以“听之以气”的态度来审视原文与译文，反思自己。正如王尔德所说，“当人同灵魂相交时，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单纯”。

翻译《浮生琐记》时，与亦师亦友的艾伦（Allan Rodway，1919–2008）那段忘年交的书缘让我特别感受到书和翻译是怎么让遥远的生命相遇的。我始终认为，翻译的真正意义不在技术演示，而在一份“与天为徒”的情怀。译文应该像原作一样，能够激发读者新的想象。正如我在修订时常常思考的，翻译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心智活动，既要对文本保持敬畏，又要在打破常规中创新。

问：学术之外，您有什么个人兴趣吗？是否对翻译工作产生影响？

朱教授：我特别喜欢在江河湖海里游泳，蓝天白云、绿树清水，比游泳池有趣多了。年轻时还因此冒过险，可能因为从小在水乡长大吧。1979年就开始学太极拳，一直打到现在——作为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细致微的哲学底蕴，让人在安静中保持敏锐。在英国读博时，我以太极拳为桥梁，创办太极社，与各种背景的当地人交流，和他们建立友谊。好朋友之间甚至聊到家庭生活中的烦恼与解脱。这种交流让我更理解他们，也让他们更了解我。撇开体制性、社会性的“种族歧视”不说，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很多只是警惕陌生事物这一动物本能的延伸。如果一个外来人能跨过这一本能的局限，真诚地为当地社区贡献，那么假以时日，这种隔阂便会消解。

太极社成员合影

太极拳培养的平衡包容，翻译培养的语言文化敏感，帮助我跨过这一局限，也给我对翻译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就像太极推手，需要感知对方语言之“气”，在选词造句的转换腾挪中寻求两种语言间的平衡。在这平衡中我看到了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及其与西方哲学一些概念的互补，以此形成自己的翻译理念。让生活进入翻译，让翻译进入生活，就像太极那样，阴阳转化互成。让自己的心、自己的语言在与外界交流中也像太极推手那样，既要放松，又要保持警觉——这样无论遇到什么，都能从容应对。

教苑深耕：港中大（深圳）的育人实践

问：您为什么选择加入港中大（深圳）？

朱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退休前，我有幸受邀来此举办讲座并和几位教授交流。虽然当时校园远不如今日这般气派，但短短一天接触，我便深深被这所学校的氛围打动。这里的学生积极主动、充满热情，他们不仅善于思考，更懂得追求自己的兴趣。让我特别欣赏的是，学生们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各具天赋，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培养了丰富的个人爱好，这种多元化的氛围弥足珍贵。于是，我决定把计划着要做的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推后，退休了来这里recycle。2017年8月8日，我离开城大后第二天正式加入了这所学校，接上第一届本科生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两门课。看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我心里暗想：这或许就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吧，于我，于他们。

问：在港中大（深圳）的教学体验与其他高校有何不同？

朱教授：我曾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任教。80年代在福建师大教书时，学生背景相对单一，社会开放程度也不如现在。新加坡教书时我在的是中文系，那里的学生对华文有特殊情感，将华文视为他们的文化之根，虽然在英语环境中未必是主流语言。这让我从人类学角度重新思考文化传承的深层意义。香港的学生更社会化、商业化，很多人一毕业就去从事金融行业，但也有人深耕学术。而在港中大（深圳），学生的背景更多元，中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宽松地交融。比如你是山西人，深圳的文化和你家乡未必完全相同，但正是这种同中之异让你更显立体。这里的教育环境开放、前瞻，注重全人成长，虽然新一代学生难免带有比我们当年更多一点功利色彩——这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以短中长期的视角让自己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始终相信，真正的“批判性思维”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建设性的思考，是推动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我把这三个C视为自己的思考准则：being critical, being creative, being constructive。

问：您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工作？是什么让您始终保持如此充沛的热情？

朱教授：教学和科研对我来说是一体的——研究需要好奇心，而教学恰恰能激发这种好奇心。比如在课堂上，学生的提问可能让我重新思考某个理论，进而推动研究；而研究中的发现又会让教学更显严谨更有深度。人文社科的研究离不开对真实生活的观察思考。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会思考，我们读文本、看社会现象也一样。如果只把学术当职业，教学就会变成照本宣科；但如果你带着对问题的热情去想去教，学生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能量。所以我的“平衡”其实很简单：把教学、研究都当成生命的自然延伸，而不是割裂的任务。

你也知道，学术生活有它自己的压力。但我们这代人早年经历了许多风雨，那时候，在to be和not to be之间，连抑郁的资格和时间都没有。正因如此，风雨过后的每一天对我都是礼物。我觉得老师不该是“成灰泪始干”的蜡炬，而更应该是油灯，时时和学生互相“加油”——成为照亮彼此的光源。看着学校发展，我最欣慰的是学生始终保持着那份活力。在这样的学校，我更愿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一棵风中摇曳的树，而非一块静止的石头，让投下的绿荫中每一份遇见和相识都是成长的机会。

译海智航：AI时代翻译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问：在翻译教学中，您是如何帮助学生理解和处理文化差异的？

朱教授：我现在主要教授本科的文学翻译和理论课，以及硕士的文学翻译课。这个学期新教一门AI与译后编辑课。在跨文化翻译教学中，我首先会让学生明确“文化”的定义——我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行为方式，体现在他们表达、组织、积累和交流知识与经验的方式中。

展示文化差异时，我会举这类例子：中文常说“我来教你”，英文更倾向用“Let me show you”而非“Let me teach you”，以此产生的话语经验就更显平等了。再如中文有“付小费”和“给小费”的说法，我的经验是英文就说“give tips”，因为小费不是价钱。从这种细微差别可以看到文化、语言和经验三者间的关联。

在AI翻译课程中，我强调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我们让学生先了解文本生成的基本机制，这样就可以更系统地对AI翻译做出专业判断，再有理有据地或接受或改进。比如最近一个作业，学生自己选用诗歌让AI翻译，全班报告，一起讨论分析其可接受和可改进的地方。这样做是要培养学生在文本生成中对语言和文体保持敏感，以此立足来与AI展开有价值的对话，而不是被动接受机器输出。学生认为这是独立于AI技术更新和工作场景变换的“可携带”技能，AI无法替代，但能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效果。用太极的话说，我们把AI的冲击“引进落空”，转化成培养“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关键技能，通过与AI互动，更自觉地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又像孩子一样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问：您如何看待AI与人类在翻译领域的协作关系？

朱教授：关于人和AI在翻译上的优劣，我的看法是：AI擅长完成规范性与实用性文本这种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重复性的翻译。我们欢呼AI，就像当年农民欢呼拖拉机一样。当然它比拖拉机“聪明”，所以对人的要求比开拖拉机更高。但它只要（还）是人的“秘书”，就不可能取代需要负法律责任的“老板”。AI可以帮我们做翻译，但我们需要为翻译产品负责，因此便需要评价文本质量的能力，因此便需要培养这种能力，好判断AI的产出是否符合我们在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意图。AI翻译的文本越“完美”，越需要加强人这种能力的训练，来审其修辞之“诚”，来查其美言之“信”。简而言之，AI越厉害，“老板”的眼光就要越尖锐。

现在很多人对AI的认识似乎太简单了，念叨的是AI会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翻译这种二元对立的问题。但就像拖拉机让我们可以耕种更多农田一样，AI只会更增加人类交流的广度和频度，包括对翻译的需求。如果说AI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分出高下的就是翻译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培养的是能够提示AI产出好翻译、审查其质量的高级翻译人才，而不是只会做基础翻译的“技术工”。

我常跟学生说，AI其实对我们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对语言、文学和美足够敏感的人，才能真正驾驭AI工具。比如在外交翻译中，你必须能够判断AI的译文是否准确并优雅地传达了国家的政治立场，展示了国家形象的哪个侧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AI逼着人类更人性化——它迫使我们专注于那些真正需要人类智慧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课程就不是单纯的技术训练，而是通过语言、文化、人性间的碰撞，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智慧教育模式。

目前我正在思考语言信息呈现顺序对意义创造的影响，比如为什么中文说“沐浴在阳光里”而不说“在阳光里沐浴”。表面的顺序指向意义创造的语言学和阐释学核心，无不说明了翻译不仅是技术，更是文本解读和创造的艺术。我们要用AI，但不能被AI带着走。就像我们校长说的：“方便是有代价的”，过度依赖AI反而会让我们失去对语言的敏锐感知。
 

朱教授在第三届翻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致闭幕辞

师者寄语：像树一样自由生长

问：您对翻译学子有何建议？您对港中大（深圳）的学子有何期许？

朱教授：对翻译学子，我想说，翻译必然要乘AI之风而发展，但AI is not everything. AI should make humans everything。流水线式的翻译操作员可以被替代，但真正能理解美、人性与文化的译者永远稀缺，因为他们洞悉人生。提起人生，可以说是有三个境界：生存、生活和生命。生存因物质而安，生活因追求而乐，生命因探索而让安乐有意义。想自己当年为了生存，上山下乡务农之余，还自学过木工、裁缝、修锁。这谋生的经历，让我更珍惜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礼物，生命给我们展现的意义。保障，追求，探索，或许这也是一种三“生”有幸吧？

对我们学校的同学，我希望大家像种子一样，自然地从土壤里生长出来，而不是让岩石的形势困住了自己的根系，让四时的风雨束缚了自己的枝叶。人文的意义在于让人立于功利中而不沉，行于世俗中而保有一份天真与敏感。现在的大学教育偏重理工科也许有它的合理性，但人文的价值如太极拳的内功，在于怀宁静而致远行健。无论文理，不偏废生活带给自己的任何资源和机遇。正如人要两条腿才能走得稳一样，一个健康的社会永远需要阴阳平衡。

人文的内功让人做好自己，让人相信自己是美的，是有能力开发自己的。社会真正接纳的，不是被教育框定的人，而是在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我沉浸于英文，但又意识到这是外语。于是从英文教育中，成长起我对中文的欣赏，从中文教育中，又成长起我对异域的好奇。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世界因差异而丰富。如果人人都一样，那就像科幻小说中的某些场景一样荒诞。不必刻意迎合他人，自然地做自己，提升自己，为世界的多样性贡献自己的那份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