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从西方经济体转向了全球南方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推动。此外，许多接受中国资金的国家在政治结构上也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让他们更容易获得来自中国的借贷。

在本次采访中，《中国领航机遇：以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化发展为全球影响力之翼》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卡尼（Richard CARNEY）探讨了为何中国的海外投资更加青睐有某些政治特征的国家，中国基础设施项目对投资目标国的总体积极影响，以及数字出口日益重要的地位。

01 长江商学院 Knowledge 栏目介绍

长江商学院Knowledge栏目是中国一流商学院长江商学院（CKGSB）的线上出版制品。栏目旨在通过文章、视频和采访，深入探讨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的复杂性、本土竞争、“中国制造”的演变、政策议题、中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化以及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和运营。此外，栏目还对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和CEO进行专访，聚焦热门话题和具有全球影响的事件。

02 专访全文（中文译文）

Q：近年来，中国海外支出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投资渠道呈现出哪些趋势？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海外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尤其是针对东南亚、中东、非洲和中亚等地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也要注意到，有部分资金流向了高收入国家。

当然，新冠疫情对这些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项目重点转向数字出口，部分通过“一带一路”实现。此外，全球健康问题也为中国的数字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和服务）进入这些国家提供了正当性，帮助他们进行疫情追踪。

疫情之后，投资方向从大型建设项目转向了“小而美”、更可持续的项目。在疫情前后，中国海外重点投资的领域有明显的区别。

Q：接受国之间有哪些相似性？

“中低收入国家”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而接受国的政治结构与对中国海外支出的需求程度之间也存在联系。最明显的是那些国有企业占比高、高度依赖政治领导人向特定群体提供资源的国家。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半选举型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执政党，允许反对派存在但反对派通常在立法机构中只占很少的席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

Q：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海外支出对目标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目标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影响也有所不同。在半选举型国家和非选举型国家（比如阿联酋），环保或当地社区影响等问题往往不会受到太多关注，这会改变这些项目的整体影响。

但在选举型国家中（比如印度尼西亚），这些问题会被更多摆到台面上，从而促使相关方更认真地寻求解决方案。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希腊这样的国家，中国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主动解决某些问题以安抚当地的担忧，并且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总体而言，只要项目完成，这些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对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担忧的问题，比如债务问题和项目质量，但总体上这些项目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比如经合组织（OECD）国家，出现了对中国投资的反弹情绪，因为中国购买了各种战略性资产（包括港口或某些技术生产企业）。

Q：一些中国贷款的附加条件受到了批评。这样的批评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变化？

在我的书里一个核心观点是，这些贷款和项目主要是受目标国家的利益驱动。中国显然提供了帮助以完成项目，但往往是这些国家主动发起了争论。

在许多情况下，贷款本身并不一定附带大量苛刻条件，更多取决于项目的方案和目标。有一些例子表明，中国资助的项目往往是为了迎合目标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利益，而非考虑更广泛的经济收益。这种情况下，这些项目可能无法带来预期的效果。

比如肯尼亚的铁路项目，他们在价格上有四个选择，世界银行推荐了第二便宜的方案，但肯尼亚却选择了最昂贵的方案，而中国是承包商和资助方。这一选择并不是因为中国施加了压力（尽管这种说法很常见），而是肯尼亚政府更倾向于这一选项，因为它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带来政治优势，而不是为国家整体带来最佳的长期投资回报。

Q：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中有多重要？

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一带一路”最初的动机是出口过剩的基础设施产能、减轻债务负担并维持就业，但很快转向了输出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如5G无线通信、电子商务、物流等服务。这些服务要么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如智能基础设施），要么是附加的或互补的数字化项目。在最近几年，这实际上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机遇。

这些机会既可以让中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也可以将智能制造融入目标国的经济体系，同时也对当地经济有一定好处。很多时候，这些项目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这些地区与全球经济连接起来。

另一个重要的战略利益在于，通过出口5G等数字产品，中国能够推广其技术标准。这些标准往往使用户未来只能继续购买中国的产品或接受中国的项目管理。许多技术只能与其他使用中国标准的产品兼容，而与西方设备不兼容，从而为中国带来长期利益。

Q：中国的投资如何帮助中国商品开拓市场？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非洲和中亚的许多半选举型地区，这些地方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了很高的需求，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对中国数字技术进口的需求。一开始只是中国和目标国家之间的双边经贸互动。但由于这些目标国家地理位置接近，为形成区域经济创造了机会。这些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贸易、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它不仅提供基础设施和硬件，还提供软件和云服务。

Q：对中国来说，项目的类型与作为投资者的整体利益相比哪个更重要？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项目的中国企业或国有企业（SOE）。但总体而言，中国希望通过提升制造能力来实现升级，因此非常重视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通过这些园区，中国可以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并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从而提升国内制造业水平，同时部分控制低端供应链。此外，获取自然资源对中国也非常重要，而反过来要求在当地建设可靠的基础设施，当然也包括数字出口。

关键在于中国寻求的是长期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仅是建造资产，还包括管理资产，这通常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可能用3到5年建造一个港口，然后再管理这个港口20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长期承诺，有助于维系中方与东道国的关系，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Q：考虑到最近“一带一路”战略的转变以及中国面临的各种经济挑战，你认为“一带一路”会如何调整？

未来几十年，对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非常大，其中大部分需求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挑战在于找到风险不高、产品明确的可投资项目。不过，我也认为中国强调“小而美”项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担忧自身的大型项目融资能力和目标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

Q：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有哪些反应？这些反应有多有效？

美国提出了“重建更好世界”（B3W）计划，欧盟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倡议，还有一些联合项目，比如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就效果而言，日本的尝试可能最为成功，但规模有限，远远无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比。此外，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项目更偏向多边合作，而不是“一带一路”这种混合双边模式。

尤其西方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必须作出某种回应。因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约60%，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未来25年左右，全球经济结构相较过去75年将发生彻底的变化。

发达经济体意识到，在这一转型期内，与中国竞争并维持影响力至关重要，特别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很可能会成为主要经济力量。但尽管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目前的尝试还不算特别成功。

Q：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的投资目标和动机会如何变化？

全球经济中有一些基本趋势对中国有利，某种程度上，这些趋势与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无关。首先，许多发展中国家是非民主国家，他们的政治体制不符合经合组织（OECD）的利益，但这对中国有利。其次，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而中国的参与使其受益匪浅。

第三点是城市化，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市化带来了对可持续或智能基础设施的需求，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无论中国能否满足所有需求，可以确定的是，西方不会，或者至少会附加一些东道国领导人不喜欢的条件。因此，目前来看，中国是唯一的现实选择。我认为，中国能够满足的需求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多，这得益于其出口、制造业和大量的外汇储备。

来源 | CKGSB Knowledge (knowledge.ckgsb.edu.cn)
采访 | Patrick Body
翻译 | TIAN Xintong、沈乐遥